初唐宫廷诗人与五律的定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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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风的转变是初唐诗歌发展的重要标志。唐初三十年，活跃在贞观诗坛上的多是唐太宗李世民身边的前朝遗老或开国重臣。如虞世南、魏征等，主张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，提出对“贵于清绮”的南朝诗风和“重乎气质”的北朝诗风应该“各去所短，合其两长。”（魏征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）反对浮艳余风，比起南朝的宫体诗，诗风虽有了净化，但由于这些宫廷重臣视野不出宫廷、台阁，把诗歌作为唱和应酬的工具，写的多是奉和应制之作，虽然在声律辞藻方面日趋精妙，但在风格趣味上日益贵族化和宫廷化。歌功颂德，点缀升平，言志说教，拟古、咏物之作充斥诗坛，那种以情韵取胜的典型唐音还没有出现。
贞观后期，诗坛上出现了一位重要诗人上官仪。他长于五言诗，存诗多是奉和应诏之作，内容可取者甚少，但其诗“绮错婉媚”，朝野一时效法成风，称为上官体。上官仪把齐梁以来诗歌创作上的对仗手法加以程式化，提出六对、八对之说，以音义的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，对于律诗的形成有一定的推动作用，他的作品里，有不少对偶精妙，写景传神的佳句，如“鹊飞山月曙，蝉噪野风秋。”（《入朝洛堤步月》）但他过分追求形式的倾向导致“争构纤微，竞为雕刻”（杨炯《王勃集序》）绮靡文风的继续盛行。
武后时，宫廷诗人沈佺期、宋之问以善写应制诗而深得赏识，并称“沈宋”。沈、宋的主要贡献在于完成律诗的体制和扩大律诗的影响。沈、宋在前代诗律发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，“回忌声病，约句准篇”（《新唐书》），使五律定型化。“五言至沈、宋，始可称律”（王世贞《艺苑》）。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了五七言近体诗的形式规范，诗集中不仅有不少出色的五律，也有相当成熟的七律。元稹在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》中说：“沈、宋之流，研炼精切，稳顺声势，谓之为律诗。由是而后，文变之体极焉。”这是律诗之名首见文献。自齐永明以来两百多年，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化过程终于完成。这在诗歌史上有重要的意义。
与沈、宋约略同时的宫廷诗人还有号称“文章四友”的李峤、崔融、苏味道、杜审言。其中杜审言最有诗才，他的诗，句律精严而笔力雄健，颇为时人及后人推重。如他的《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》一诗，被后人誉为“初唐五言律第一”（明胡应麟《诗薮》）。
初唐宫廷诗人虽然在诗歌形式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，但由于宫廷诗人生活面比较狭窄，他们的创作主要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，虽偶有佳作，但其总体风貌，却是在华美的形式中呈现出情调上的苍白平庸，缺乏慷慨之气和壮志豪情，因此，使诗歌摆脱宫廷的羁縻，面向广阔的生活，诗风的彻底变革只能由那些身处社会中下层的诗人来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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